这一行业“反内卷”，见到成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供需结构性错配、行业发展周期、

　　技术跃迁节奏与国际贸易政治化等

　　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光伏“反内卷”终于见到成效了？

　　10月底，多家光伏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三季度财报，龙头企业隆基绿能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09.15亿元，归母净利润虽仍亏损34.03亿元，但同比收窄47.52%，该公司已连续两个季度大幅减亏。上游硅料龙头大全能源也在三季度达成营收17.73亿元，同比增长24.75%，终于实现扭亏为盈。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数据，2025年7月以来，多晶硅价格显著上涨，9月底N型致密料价格较6月底价格低点上涨56%。显然，相较电池片、组件等环节，上游多晶硅行业在第三季度出现了更明显的价格修复趋势。

　　多位专家分析，光伏产业链较长，硅料价格上涨后，未来，价格是否会进一步向中下游传导，与整个行业的“反内卷”能否进入“深水区”密切相关。

　　能源基金会战略与集成执行主任傅莎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我国的光伏“反内卷”虽已初见成效，但还远未到彻底走出低价竞争困局的时刻。光伏企业短期业绩回暖的背后，产能严重过剩的结构性矛盾仍高悬在整个行业头顶。

7月22日，江苏宿迁市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的光伏组件生产车间。图/中新

　　“搏杀到最后一刻”

　　去产能，是光伏“反内卷”的核心措施。

　　身为硅料龙头之一，通威股份11月3日在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宣布，考虑到进一步维护多晶硅市场稳定运行，促进光伏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公司将根据总体生产经营计划对部分项目开展检修维护工作，阶段性有序减产控产。

　　光伏产业链中，硅料行业由于集中度最高，企业间更容易形成“反内卷”联盟。有硅料企业近日对央视透露，行业内17家龙头企业已初步达成共识，正在组建联合体，以共同推进控产与产能整合。

　　身处光伏板块上游，硅料价格一向被视为行业价格最早的“晴雨表”。2025年上半年，多晶硅现货价格从年初5.6万元/吨跌至6月底3.44万元/吨，跌幅达38.6%，最低点时，很多中小企业以低于成本价出货，全行业陷入恶性低价竞争。

　　此后，受“反内卷”政策推动，多晶硅现货价格快速反弹。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指出，从市场供需格局来看，当前，多晶硅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善，预计2025年全年累库量在2万吨左右。这凸显出光伏行业去产能的复杂性。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刘译阳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由于整个光伏行业供求关系严重恶化，为避免因银行抽贷而“猝死”，每家企业都将“维持现金流”作为压倒性的生存策略，为此不惜低于成本销售。这样的恶性“价格战”中，没有一家企业会率先主动站出来改变自己的价格行为，大家都想搏杀到最后一刻。哪怕心里清楚，越到搏杀后期，损失越大。

　　2024年，光伏行业坠入“至暗时刻”。媒体年底统计发现，光伏A股上市公司全年亏损总额超过600亿元。“过去三年，光伏产业链每个环节的产能都在翻番，但很少看到有效的兼并重组案例，这非常值得反思。显然，在一个持续亏损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大企业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实力去兼并。”刘译阳说。

　　因此，在他看来，多晶硅、电池片等现货价格回升虽然带动了企业财报改善，但背后根本的症结仍未解决，即产能没有实质性出清。也就是说，在行业整体供需失衡没大幅改善之前，光伏“反内卷”很难说真正成功。

　　随着能源转型加速，在全球光伏产业的扩张中，中国把其他对手远远甩在身后。光伏分析机构InfoLink Consulting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中国光伏硅料、硅片、电池与组件四大核心产业链的产能均超过1100GW。另一边，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估，即使按照乐观预期，2025年全球光伏需求量也只有600GW，中国市场约为250GW，相当于整个全球市场也“吃不下”中国源源不断的光伏供给，供需差距极大。

　　傅莎进一步分析，与过往相比，地方政府目前对光伏的非理性投资冲动已经下降，但光伏行业的供给侧过剩存在一定惯性。实际上，当前的产能过剩动因更加复杂与多元，是供需结构性错配、行业发展周期、技术跃迁节奏与国际贸易政治化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因此需要更大力量破局。

　　“尤其是光伏产品的出口，过去，当国内无法消纳过剩产能时，企业惯用‘外卷’打法，很多大企业的出口占比超过其产能的一半。但这两年，欧美及新兴市场开始警惕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一家独大’，制定各种关税政策，出海通道迅速收窄。”傅莎说。

　　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2025年上半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为138.7亿美元，同比下降26.8%。其中，除电池片出口额实现大幅增长外，硅片与组件出口额均出现明显下滑。在此背景下，从光伏产业供给侧推动“反内卷”显得愈发紧迫。

　　脆弱的“自愿减产”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一直冲在行业自律的第一线。在刘译阳看来，以当前行业内竞争的惨烈程度，只有通过行业自律与联合行动才可能破解困境。“必须对规则做出适当改变。”他强调。

　　早在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在光伏领域，2024年10月14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在上海召开“防止行业‘内卷式’恶性竞争专题座谈会”。四天后，座谈会结果对外发布：光伏组件凡是以低于0.68元/瓦的最低成本价投标中标，涉嫌违法。这是光伏行业以自律规则的形式，首次明确将成本价作为招投标红线。

　　“这是治标。”刘译阳解释，中央定调之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委的指导下，自10月起开始探索行业自律。他将第一步称为给受伤（严重亏损）的行业“止血”，即呼吁大家不要低于成本销售。

　　他说，过去，阻止“价格战”的一大难点是无法弄清企业是否低于其自身成本销售。于是，光伏行业协会根据模型计算出一个最低现金成本标杆，作为全行业参考的“红线价”，每月动态更新并做内部通报，整治市场的恶性竞争。

　　刘译阳观察到，自10月首次发布参考价至今，行业内部围绕“反内卷”的凝聚力与共识逐渐增强。自律企业名单不断拉长，越来越多的企业报价向标杆价靠拢。但由于行业协会并无惩戒企业的行政执法权，实际执行中，仍有部分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击穿成本线，其中不乏A股上市公司。

　　在杜绝“最低价中标”之外，刘译阳强调，更关键的自律举措是“治本”。为了改善供需失衡，光伏行业协会组织多轮企业协商，推动大家就自愿减产达成一致性共识。

　　然而，以行业自律为特征的“反内卷”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破窗效应”，这也是刘译阳最担心的情况。多位光伏行业人士分析，由于企业间利益诉求的差异，自愿减产的“共识”其实相当脆弱，不同企业出现显著分化。很多头部企业积极响应减产号召，一方面，期望通过阶段性限产降低自身经营性亏损，并借此加速行业洗牌；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由于兼具技术与规模优势，也希望通过行业价格逐渐回归理性以实现自身转型。但对很多二三线企业来说，则难以承受减产代价，且普遍存在“希望对手率先减产，自己伺机抢占市场份额”的心态。

　　“光伏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仍没有根本性扭转。”刘译阳说。他认为，我国的光伏产业发展到今天，集中度已相对较高，但“价格战”却愈演愈烈。其背后的症结，在于多数企业的经营理念与格局仍过度强调“量本利”逻辑，把低价当成唯一竞争手段，陷入“先占坑再说”的路径依赖。

　　不过，在政府与行业一轮又一轮“反内卷”的引导下，刘译阳发现，与两三年前相比，今天，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惨烈的价格拼杀不可持续，必须转向合作共赢。“自律倡议最初提出时，企业的参与意愿大约只有50%，如今这一数字可能已升至80%。通过联合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才是治本的办法。”

　　傅莎建议，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的过程中，不同企业应制定差异化的转型方案。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虽然在规模与技术储备方面难以与头部企业竞争，但恰恰由于其规模相对较小，转型起来更加灵活。例如，可以结合分布式光伏市场的特点，从产品供应商转向系统方案提供商，探索与共享储能相结合的一些多元商业模式。

　　“要真正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通过差异化的产能管理机制引导企业完成必要的重塑。”傅莎预估，根据目前的“反内卷”政策落地情况与市场竞争格局分析，光伏行业转型的阵痛期可能还需要两三年。

　　“以前的模式肯定是走不通了”

　　面对愈演愈烈的低价竞争，光伏行业自救的同时，政府层面也在持续加码。

　　今年6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出台，为治理“内卷式”竞争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7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光伏企业座谈会，有参会企业负责人透露，如果未来继续低于成本价销售，可能会面临重罚。次日，十大光伏玻璃厂商即宣布7 月计划集体减产30%。8月19日，中央召集座谈会的级别再次提高，这一次，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联合召开会议，进一步强化光伏行业的遏制低价无序竞争。

　　少有人注意的一个细节是，7月3日的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提出，要坚决落实中央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决策部署，引导光伏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统一大市场与光伏产能出清的关系是什么？要找到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回到2025年初发布的一份重磅文件。对于新能源行业而言，今年最具影响力的文件无疑是“136号文”。

　　该文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于2025年2月联合印发，全称为《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要求，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形成。这标志着中国新能源发电正式进入全面市场化阶段，也意味着“电力一盘棋”的蓝图中，继2021年煤电实现市场化定价之后，新能源也终于“上桌”了。

　　具体到光伏领域，多位行业人士分析，“136号文”中，对光伏企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条规则是引入了机制电价。

　　简单来说，光伏电价市场化之后，为了在初期对冲市场交易带来的电价不确定性，政府决定在市场之外同步建立一个差价结算机制，即场外的“锚定电价”。给企业实际结算时，对比“锚定电价”与场内最终形成的市场化电价，“多退少补”。也就是说，虽然形式上为市场化交易，但本质上仍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固定履约电价特点。

　　这种“固定”又与“路条时代”不同。过去，光伏企业一旦拿到“路条”（即备案和相关上网手续），就意味着锁定了未来长达20年的固定电价。但在机制电价时期，以2025年6月1日为时间节点，区分前后投产的存量与增量项目，对于增量项目，国家明确要求各省每年动态调整增量项目机制电量比例，并通过竞价形成机制电价。

　　对光伏企业，核心的盈利逻辑发生了改变。刘译阳解释，过去由于电价固定，企业为了提高收益率会尽量压缩包括组件在内的初始投资成本，这进一步加剧了行业上游的价格下行与“内卷”。规则调整后，中标电价不再一成不变，关键的竞争环节也从前端的“资源获取”转移至后端的“运营效率、发电等综合表现”。

　　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降低光伏上网发电的交易成本，“路条”的价值大幅降低；二是推动光伏企业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服务变得更加重要，满足不同场景的系统解决方案将会成为新的商业契机。熟谙电力市场交易、运营能力强的企业会脱颖而出。”刘译阳说。

　　标普全球大宗商品电力咨询总监苏宇飞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机制电价实质上是对新能源投资和装机的一种“托底”安排。他以光伏为例分析，部分省份的光伏资产收益率偏低，主要是因为光伏出力集中在午间发电高峰时段，在市场化交易中价格容易被压至低位。“136号文”发布后，各省相继制定了自己的机制电价区间，价格下限保证了光伏项目的成本回收，部分上限甚至可接近当地煤电的标杆电价。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能源全部入市带来的短期冲击。”在他看来，“136号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向行业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以前的模式肯定是走不通了”，企业必须加速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不过，他还注意到，从投资市场的反应来看，“136号文”发布后，新能源领域投资人对风电的兴趣明显增大；在光伏板块，则主要关注工商业的分布式光伏，这是因为零售电价相对确定。“资本犹豫的原因很直接，因为虽然有了政策，但未来光伏上网电价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事实上，由于各省的电力市场改革进程及电源结构差异较大，各省在设计机制电价的地方方案时会有不同考量。刘译阳说，部分省份在执行“136号文”时，会将存量光伏项目的上网电价下调，与燃煤发电基准电价进一步拉开差距，或对增量项目的竞价下限设定得过低，造成价格无法覆盖合理成本，可能进一步导致无序“内卷”和“劣币驱逐良币”。

　　傅莎强调，“136号文”对光伏行业的核心利好在于通过推进电力市场化，让行业重塑盈利模式，但这一目标要想真正实现，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使得光伏能够在市场中与煤电更加公平、透明地竞争。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电力市场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各地政府和光伏企业也需要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刘译阳说。

　　碳排放拐点背后

　　相较供给侧的减产承诺，“136号文”主要从需求侧来倒逼整个光伏行业加速洗牌与落后产能的出清。在傅莎看来，只有从供需两端同时入手，才可能找到光伏“反内卷”的终极解法。

　　“要想让光伏行业的价格逐渐回归理性，更关键的做法是推动整体盈利模式的改善，这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制度建设，例如电力市场改革、消纳机制完善等，形成供给侧与用户侧、需求侧的联动。”傅莎认为，光伏未来的商业开发必须走向“光伏+”多元场景，以拓展盈利渠道并缓解消纳难题。典型的“光伏+”模式包括：光伏+农业、光伏+交通、光伏+生态治理等。

　　傅莎解释，过去的一些典型做法如整县推进光伏，主要依赖农村屋顶租赁和第三方开发，发电后直接售电给电网。这种模式不仅增加电网压力，也导致企业售电价格相对低廉。相比之下，自发自用+“农光互补”模式除了直接售电，还可与本地农业设施用电需求结合，赋能农业电气化，推动光伏电力就地消纳。

　　“也就是说，将光伏产能和这类经营性的用电需求做更好的结合，加强本地化消纳，光伏行业才能找到更广阔的盈利空间。”傅莎判断，随着“光伏+”多元化场景的普及，能够提供“光伏+储能+综合解决方案”的集成型企业，将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落后产能出清也会加速。

　　实际上，光伏行业内的竞争与转型，并非孤立发生，它与中国能源系统正经历的深刻变革息息相关。根据国际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的最新报告，中国今年上半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1%。其中，作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最大来源的电力行业，今年上半年排放量下降3%。

　　傅莎指出，2025年以来，中国的碳排放确实呈现出下降趋势，电力结构的调整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事实上，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部门的碳排放早在两年前就已开始下降，但电力、热力等能源供应部门的排放直到今年才迎来拐点。电力部门排放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新增电力需求被风光等非化石能源完全满足。

　　她进一步分析说，过去几年，虽然风光装机增长迅速，但由于大量项目集中在第四季度投产，实际发电小时数偏低。而去年四季度集中投产的项目，叠加大量企业在“136号文”实施前的抢装潮，使得风光发电量的增长在今年上半年集中爆发，甚至比实际的新增电力需求还高出约40%，这意味着风光不仅满足了全部新增用电，还有余量替代部分煤电。“在非化石能源的发电增长中，光伏的贡献实际超过了风电。”

　　根据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2024年9月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技术路线展望》，2021—2030 年是我国电力系统的碳达峰和平台阶段，预计到 2030 年电力需求将超过 12 万亿千瓦时。为了应对新增的电力需求，力求全部由清洁能源满足，预计到 2030 年风电和光伏发电的装机占比将迅速提升至50%以上。届时，风光有望成为我国新型电力系统中的“主力电源”。

　　傅莎指出，根据能源基金会支持的多模型比较研究，到2050—2060年，光伏在中国电力系统中的发电占比可能会达到35%—40%。面对这样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光伏“反内卷”更加迫在眉睫。

　　刘译阳指出，“反内卷”真正成功的核心标志，是光伏行业核心主体企业恢复盈利。如果行业自律与政策的“组合拳”，以及配套的制度建设都推进顺利，他预计，光伏价格治理可能会在2026年二三季度见到真正的成效。

　　发于2025.12.1总第12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光伏“反内卷”，初见成效？

　　记者：霍思伊

责任编辑：刘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