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美元的黄昏？人民币撬动中东的三种姿势

在这种贸易格局下，以人民币结算部分石油贸易，既有助于稳固这一巨大市场，也符合产油国经济多元化的长期利益。沙特等国事实上是在寻求与中美之间的平衡，通过开放人民币等多种货币结算来“去政治化”、降低对单一盟友的过度依赖。

美国自身角色的转变也动摇了石油美元协议的基础。页岩革命使美国原油产量飙升，从净进口国转变为能源净出口国。当美国不再是石油“买家”而成为“竞争者”时，与沙特等产油盟友的战略关系面临调整。加上近年美沙因卡舒吉事件、也门战争、油价政策等多次摩擦，互信有所削弱。“石油换安全”的旧平衡已有所失衡。

中国则在这一进程中扮演催化角色。2022年底，在中阿、中海峰会上，中国明确表示将努力以人民币购买海湾地区的石油天然气。202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沙特央行签署了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两国贸易创造了本币结算的条件。

同时，中国正着力搭建以人民币计价的能源交易平台。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推出的原油期货合约（INE）于2018年上线，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仅数月后，上海原油期货交易量已占全球主要原油期货市场约14.4%的份额，削弱了布伦特和WTI的垄断地位。

经过多年发展，该交易中心已坐稳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的交椅，在亚太地区形成了重要的价格影响力，国际参与度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全球原油市场定价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中国发展人民币计价基准水到渠成。上海原油期货的活跃为亚洲买家提供了反映区域供需的价格参考，也为用人民币直接购买中东原油提供了可能的通道。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从理念走向现实，石油美元的独占地位正在悄然动摇。

姿势二：金融循环构建“资本之锚”

仅有贸易结算层面的突破还不够，更深层次的是打造一个使人民币资金能够“流进来又用得出去”的金融循环体系。关键在于让流入中东的人民币真正“沉淀”下来，并在当地形成再投资、再循环的渠道。

中国财政部在中东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是一次有趣的金融创新。2024年11月，中国在利雅得发行20亿美元债券，认购订单总额达397亿美元，超额认购近20倍。这一超额纪录反映了中东及全球投资者对中国主权信用的信任。

这种“美元债–人民币贷”的融资闭环具有深远意义：中东投资者购入中国美元债，资金进入中国或“一带一路”沿线项目；中国随后以人民币资源投向中东的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项目。如此一来，中东持有的美元经过“中国债券–人民币贷款”的转化，逐步沉淀为人民币计价资产。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自2015年上线以来，CIPS参与者数量和业务规模连年大增。2024年CIPS处理跨境人民币支付金额约达175.5万亿元，同比增长43%。截至2025年5月，CIPS参与机构已增至1683家，覆盖六大洲。

值得一提的是，CIPS最近吸收了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外资银行作为直接参与者。尽管CIPS的规模相对SWIFT仍有限——人民币通过SWIFT的支付占比仅约3%，美元仍占近50%——但CIPS的拓展表明人民币支付网络效应正在形成。

中央银行本币互换协议也在扩大范围。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人民币互换安排。这些互换线为他国央行提供了获取人民币流动性的渠道，可用于支持双边贸易投资，甚至应对美元流动性危机。中沙央行新近签署的500亿元人民币互换，正是为两国资金往来提供“备用桥梁”。

从中东国家角度看，参与人民币金融循环符合其自身战略。海湾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庞大，当前中东主权基金总资产约4万亿美元，预计2030年可增至10万亿美元。

长期将绝大部分储备投入美元资产存在收益和风险的问题，政治风险也可能使部分资产不可及。因此增配人民币资产成为可以理解的趋势。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持有的中国权益资产占其权益投资组合的比重，从2019年底的4.5%激增至2023年一季度的22.9%。

科威特投资局对中国的投资在过去15年增长了近50倍，中国已成为其全球投资组合中的第二大目的地。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PIF）也宣布将在中国内地开设办事处。这些举措表明中东“石油金主”正将更多资金配置于人民币资产。

态势三：实体经济筑牢“信任之基”

货币的接受度最终取决于对发行国经济实力和合作深度的信任。人民币要在中东立足，需要以广泛深入的实体经济合作做支撑。

近年来中国与海湾国家的经贸已从单纯的石油贸易扩展到基础设施、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沙特“愿景2030”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对接，正打造多维度的利益共同体。

在沙特利雅得近郊，中沙合作共建的“中沙特殊经济区”项目正在推进，占地4平方公里，将包含物流与轻工业园、国际贸易中心及配套生活区。该园区预计将有逾3000家贸易零售商和200多家轻工制造企业进驻。这一项目将带动大量以人民币计价的设备、物资和服务，并在当地形成人民币结算的现实需求场景。

吉赞经济城是中沙产能合作的旗舰项目，中国企业投入已超过213亿美元。吉赞经济城吸引了100多条当地供应链，成为国家发改委列出的20个重点境外园区之一。大量基础设施和工厂建设意味着大宗商品、工程服务和人力往来都出现人民币结算的契机。

中国与中东也在加速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从5G通信到新能源，从人工智能到航天航空，都出现中东国家引入中国技术的案例。华为公司已在沙特参与5G网络建设，中企也承建了阿联酋的光伏电站。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绿色能源领域合作。沙特致力于成为全球氢能和可再生能源的领先供应国，与中国在该领域互补性强。2022年沙特与中国签署了价值超过3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涵盖新能源、科技、制造业等。

上海振华重工为NEOM港口提供全自动化起重机，中国能建集团承建了沙特2吉瓦的太阳能电站。这些项目中大量设备、技术和工程服务来自中国，在付款上以人民币计价具有现实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这类高科技项目往往周期长、规模大，对合作稳定性要求极高。中东国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和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

一个正在形成的良性循环是“石油换人民币，人民币换商品/投资”。沙特等国通过卖油获得人民币后，可以直接用人民币从中国购买工业制成品、承包基建、获取技术，或将人民币投资于中国境内或第三国项目。海湾资金还可携人民币参与非洲、南亚等地的中资项目。如此一来，人民币成为多边贸易投资的媒介，形成稳定闭环。

深层动因与现实挑战

石油结算体系的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深层历史动因使然。美国自身政策在无意中加速了去美元化进程。近年来美国屡次举起金融制裁的大棒，向世界传递美元可被作为“核选项”的信号。即便传统盟友也心生顾虑。美国国内联邦债务高企、频繁的债务上限危机、美联储快速加息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这些都在客观上削弱了美元作为全球公共品的信任度。

全球格局多极化演进也在呼唤更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和贸易中占比大幅上升，却长期受制于美元和欧元。截至2023年底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约58%，欧元约20%，人民币虽已上升但仅占2.3%。这种货币权力与经济实力的不对称激发了“货币公正”的诉求。金砖国家及“全球南方”阵营越来越不满于美元霸权对政策独立性的牵制。

然而，石油美元体系的松动并不等于其顷刻崩塌。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仍存在现实挑战。

首先，美元经过数十年全球使用，建立了深厚的网络效应和惯性。美元仍占全球贸易结算的一半以上，外汇交易近九成涉及美元。各国央行、企业和投资者对美元的使用习惯短期内难以改变。

其次，人民币成为真正国际资本货币仍存掣肘。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对人民币出入境设有管理。这在维护汇率稳定的同时，也降低了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外国投资者若无法自由汇出人民币收益，会谨慎增加持有量。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成熟度也有待提高，美国债券市场规模是中国的数倍，美元计价资产品类齐全。

最后，地缘政治博弈不容忽视。美元地位涉及美国核心利益，不可能对去美元化趋势坐视不理。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通过外交、金融手段维护美元霸权，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

结论：世界在迈向多极货币时代

半个多世纪以来，“石油美元”构筑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支柱。如今这一支柱正在出现黄昏的剪影——并非轰然倒塌，而是日渐褪色。“黄昏”并不意味着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会立刻消亡，而是预示着单极货币霸权时代正走向终结。

人民币通过能源结算、金融循环、实体经济这三种渠道在中东发力，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注脚。当沙特开始考虑以人民币售油，当中东资本乐于持有人民币资产，当中资项目扎根中东并用人民币交易，石油美元的独占地位便在悄然松动。

一个更加多元均衡的国际货币新秩序正在孕育。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其他区域性强势货币将共同发挥作用，各国可依据自身利益选择适宜的结算储备货币。

这样的多极化格局比单一美元本位更具韧性，也更符合当今世界力量对比的现实。中国和中东国家的探索不是通过对抗旧秩序来建立新霸权，而是通过构建新型伙伴关系来分散和稀释旧霸权的影响。

人民币在中东的崛起与石油美元地位的相对衰退，其意义超越了“一国一币”的兴衰，更代表着全球金融治理向民主化、多样化迈进的一步。这一变迁的核心是世界正在走出“美元中心主义”的迷雾。前路仍有波折，但石油美元的长日将尽，多极货币的曙光已现。